在新時代推進古籍工作背景下，各地大型文獻集成性編纂與出版蔚然成風，我所在的地方省、市兩級政府前后相隔十年分別啟動了《荊楚文庫》和《武漢文脈》兩項出版工程。在2016年于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我進入武漢大學出版社工作，隨即被借調至《荊楚文庫》編輯部。到2021年轉至武漢出版社，加上碩士階段參與相關工作的時間，我在編輯部工作了近六年。在全省各家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荊楚文庫》相關成果仍在持續推出，我也承擔了一些圖書的編輯工作。但于我而言，在編輯部工作的那段時間，無疑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職業成長之路。因而當《藏書報》張維祥兄約我寫篇文章時，我很樂意分享一些個人的經歷和感悟。

盛世修文，適逢其時

為做好《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工作，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出版委員會。后者下設編輯部，負責編纂出版具體工作，辦公地點設在省委宣傳部（先前為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原總編輯周百義擔任主任，相對固定成員由省內各圖書出版單位借調人員或聘請退休專家等組成。除省委宣傳部出版處專門負責服務保障的人員，及借調來的兩三名年輕編輯承擔日常工作外，編輯部其他成員基本上擔任過出版社副社長及以上職務，他們作為出版專家開展工作，而具體圖書的編輯工作由省內各出版社負責。

在碩士研究生畢業之前，我便在編輯部協助編制書目工作，因此對各位專家已有所了解。周百義主任作為韜奮出版獎獲得者，是當代著名的出版家，其推出二月河《雍正皇帝》、熊召政《張居正》等圖書，獲得多個重要獎項的事跡，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曾任崇文書局社長的李爾鋼編審，擔任或主持過《楊守敬集》等重點圖書的編輯工作，如今作為《漢語大詞典》編委為該大型辭書的修訂出版貢獻力量。崇文書局原副社長鄒華清編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即參與《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出版工作。湖北教育出版社原副社長蔡夏初編審是《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項目負責人。湖北美術出版社原社長馮芳華編審，湖北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王建懷編審、美編室原主任鄒典佐編審等專家的不俗業績與專業素養早已獲得學界、業界的贊譽。

從武漢大學出版社借調至編輯部時，我對圖書出版的一般流程都不曾經歷，對出版業更是知之甚少。當我決定投身這一行業，編輯部的專家們便成為了我的職業領路人。作為編輯部唯一歷史相關專業畢業的年輕人，我得到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在他們深厚學識和豐富經驗的引領下，我很快適應了編輯職業并獲得較快成長。專家們的職業生涯得益于當年《漢語大字典》等重大出版項目的實施，而今全國地方文獻叢書整理出版大范圍的展開，或許正如王國維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化”，包括我在內的古籍出版人遇到這樣一個以保護傳承鄉邦文獻為己任的時代。

何其有幸，得遇良師

作為一項大型出版項目，《荊楚文庫》在進入圖書出版環節前，需要開展大量基礎性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為工作書目的編制，這需要廣泛聽取意見和充分進行論證。我因承擔聯系編委的工作，不僅能在各類會議上親聆各位專家的教誨，還經常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甚至登門請教。于是，在編輯部的各位專家之外，我得以認識很多人文社科領域的知名專家，也因此受益匪淺。

總編輯馮天瑜先生非常重視《荊楚文庫》的編纂出版工作，盡管飽受病痛折磨，在工程實施前期無論大小會議他都能到場親為擘畫。《荊楚文庫》實施方案的制定，甲、乙、丙三編框架內容與收錄范圍的確定，以及整理出版方式的選擇等，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主導下完成的。章開沅總編輯在《荊楚文庫》正式啟動時，為表達自己老驥之志稱自己“年方二八”（八十八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以前在校園里看到他斜挎著一個小黑包緩步徐行時，我也只會遠遠望著，不敢冒昧打擾，而在編輯部工作后，我可以多次接近他，領略他的智慧風采。令人遺憾的是，兩位先生都已作古，我無法再向他們請教了。

在給各位編委送資料或圖書時，目錄學家陽海清先生和經濟史學家趙德馨先生總是會拉著我說上半天話。陽先生濃重的湖南口音，讓我有時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向我講述兒孫在國外的情況，也會回憶當年在武漢大學讀書時的一些事情。他很多次向別人介紹我是他的“好朋友”，頗令我感動。我于去年申請到武漢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導師張建民教授正是我在編輯部工作期間所認識。在向專家們征詢對書目的意見時，他多次發來篇幅較長的郵件，令我欽佩不已，也因此才有了如今的這一段師生緣。

文獻輯刊，各有故事

《荊楚文庫》收錄文獻規模較大，涉及相關作者較多，盡管通過前期的一些工作為具體實施做了相應準備，但具體到每一種圖書的出版，卻是千差萬別，各有千秋。編輯部按照一定的程序將圖書選題分配至省內各出版社，指導他們出版并進行印前把關。對此，編輯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本人曾對《荊楚文庫》質量保障及提升路徑撰寫論文，發表于相關刊物。

由于《荊楚文庫》采用以人系書，圖書選題一般以人物文集予以呈現。應不應該收錄和作者籍貫、文獻內容等有關，盡管在編制書目時已解決大部分問題，但后續調整也難以避免。而進入出版環節后，如何實際操作就需要考慮到文獻底本情況、研究現狀、作者或整理者水平等。在編輯部時，我多次參加如《鐘惺集》《楊守敬集》等圖書的專家論證或推進會議，也逐漸對湖北的歷史人物及相關著作有所了解。

總體而言，《荊楚文庫》圖書的整理或撰寫通常會選擇已開展相關研究的學者，但也有例外的情況。四五年前，清康熙時期潛江著名詩人朱載震的后人電話聯系到我，詢問《朱載震集》的編纂情況。因為朱載震的著作流傳較少，以至沒有學者關注，加上底本藏于中國科學院和廬山圖書館，需要專門聯系獲取，出版社一時尚未找到合適的整理者。其后人表示他已經獲得了相關底本，已全部錄入完成并進行了詳注，想邀請我協助其女兒朱韻澤進行整理。他通過我照片中的長相及家族經歷猜測我或許也是朱載震的后人，我因此回了一趟老家，翻看了家族中那部編于本世紀的家譜。盡管沒有獲得肯定的信息，考慮到朱氏現存著作均為孤本，作品也全為詩歌，在做好底本核對工作基礎上，按照《荊楚文庫》的體例盡量不注或少注，完成任務并非較難之事，我也就答應了下來。然而，后來因為要獲取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的一部朱載震詩文殘抄本，出版工作竟遷延至今才得以完成。在編輯部期間，我也接到多位鄂籍名人的后代來電詢問相關圖書出版情況，他們的關注甚或參與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項文化工程的實施。

專業引領，助我成長

借調在編輯部工作期間，我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編輯部專家李爾鋼編審不時會借其參與《漢語大詞典》的經歷，向我講述編輯辭書的一些做法。蔡夏初編審經常會就一些古文的標點或手稿行草書的辨識來考查我，也會就送審的書稿教我如何處理。鄒華清編審作為全國出版專業資格考試核心專家，引導我參與相關工作。鄒典佐編審多次向我分享他自己的畫作或收藏的他人作品，也曾邀我幫其修改回憶著名書法家吳丈蜀先生的文章。

編輯部周百義主任作為全國知名的出版家，當時仍擔任湖北省編輯學會會長，我陪同他參加了諸多活動，得以結識很多出版界同仁。他在有意無意之間講述一些他與二月河等諸多名作家、出版家的交往，讓我對出版的認識在逐漸加深，因而對我從事的《荊楚文庫》工作也格外珍視。在此期間，我作為湖北代表隊成員參加全國韜奮杯編校大賽并獲獎，連續四年在中國編輯學會年會征文中獲獎，四次獲得韜奮人才論壇征文獎項，參與中國編輯學會相關活動，參加了民國文獻保護出版、地方文獻整理與出版等各類會議。后來憑借自己對書法的興趣，開始嘗試整理出版相關手稿日記。

大型地方文獻工程的實施充分體現了各地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荊楚文庫》的編纂也不例外，《武漢文脈》的立項啟動亦是如此。這類工程的實施，需要眾多學者代代相繼及老、中、青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會公眾的參與。總的來說，需要我們這一代古籍出版人深耕細作，打造自己的專業，才能不辜負時代賦予的使命。非常幸運的是，我有了在《荊楚文庫》編輯部工作的這一段經歷，并且正參與《武漢文脈》的編纂出版工作。（轉自：《藏書報》202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