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下發《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編制 “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劃和2021—2030年國家古籍規劃的通知》，要求深入挖掘、搶救我國優秀文化遺產，加強古籍整理出版及對古籍的數字化開發利用。“荊楚文庫”作為全面系統整理研究荊楚歷代文獻的大型項目，對于傳承、創新荊楚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擔任“荊楚文庫”項目“荊楚文獻編”之《周錫恩集》的責任編輯，根據自身在編校過程中的淺見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周錫恩集》的編校

《周錫恩集》是收集整理晚清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功臣館協修周錫恩遺作的書稿。書中收錄周錫恩創作的詩歌、駢體文、書信、游記、讀書札記等，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晚清社會的真實面貌，再現了文人志士殫精竭慮以圖濟世救民的光輝形象，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

1.版本考察

眾所周知，底本的選擇對于古籍的編校與出版至關重要。清人段玉裁在《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中稱，校經之法必“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義理之是非”。底本選擇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只有找到比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才能保證編校工作的順利進行。對于底本選擇的標準，張之洞在《讀書宜求善本》中提出：“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不訛”謂之“真”，“不闕”謂之“全”。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在古籍的編校出版方面功勛卓著，他主張“書貴初刻”，“從未有不貴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貴其后人改編之本者”，原因在于初刻本錯誤較少，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原書全貌。“求真”與“求全”成為底本選擇的兩大標準。

版本考察，主要查考關于作者的傳記資料，現存版本的序文、跋語及有關書目等。就《周錫恩集》的底本選擇而言，存在兩個版本的甄別取舍問題。光緒二十年（1894年）周錫恩自刊詩文集《傳魯堂集》，次年他又在武昌刊印《傳魯堂試律》和《佩秋遺稿》，以上三種姑且稱之為“周本”。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周錫恩因病去世。民國四年（1915年），周錫恩的學生王葆心就職長沙官書局，組織編纂 《傳魯堂遺書》（亦稱《是園遺書》），補充了《傳魯堂集》遺漏之作及光緒二十一年之后周錫恩的作品，可稱之為“王本”。若從“求真”的角度而言，“周本”質量上乘，刊刻精細，不足之處在于所收不全。若從“求全”的角度而言，王本補充了周本中尚未收錄的作品，不足之處在于刊刻略顯粗糙，且未收錄周本中的部分內容。兩個版本各有可取之處。根據“求真”與“求全”二者盡可能兼顧的原則，在底本選擇方面《周錫恩集》將周本和王本進行了整合：對于周本和王本均收錄的內容，以周本為底本，將王本中的異文以校記的形式注明：對于周本未收錄而王本收錄的內容，以王本為底本。為了全面整理關于周錫恩的歷史資料，書后附錄古刊本原序、墓志銘及顧廷龍《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周錫恩會試卷。

2.字形辨正

漢字的演變歷經了數千年，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到小篆，再到隸書、楷書，其結構慢慢固定，直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公布，簡化字才逐步取代繁體字應用于各個領域。古籍整理中的字體轉換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繁字體轉換為繁體字，另一種是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在荊楚文庫項目所涉古籍整理中遵循的是“悉從其舊”原則，一般不對古籍原本的字體進行改動。從繁體字到繁體字，固然十分簡便易行，但在編校的過程中仍會遇到大量需要辨正字形的情況。

訛字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古籍數字化處理過程中的文本輸入。隨著我國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古籍數字化已經成為古籍整理的必然發展趨勢。對古籍進行數字化處理主要有文本輸入和拍照掃描兩種，《周錫恩集》的數字化處理方式即為前者。文本在輸入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訛誤，需要編輯在核對底本時認真仔細。如《傳魯堂文集》卷一《禁奢說》中“救貧之道，先在製奢”一句中的“製”，據《王力古漢語字典》，“製”多用于具體的制造，而“制”本義為“裁斷”，引申為制造、制作，與“製”同源，多用于抽象的制作、制裁。“製奢”的意思是制裁奢靡的現象，“製”應改為“制”。又如《汰冗員議》中“凡捐者，當概複舊例”一句中的“複”，據《王力古漢語字典》，“複”的本義是重衣，引申為重復、繁復；而“復”的本義指行走的道路相重，引申為反復、恢復。“複舊例”中的“複”為“恢復”之義，應改為“復”。此外，書稿中還有很多因形近而誤的字，如齊誤為齋、傳誤為傅、輪誤為輸、暌誤為睽、罔誤為岡、羲誤為義、鳥誤為烏等，需要在編校時多加注意。

3.句讀勘誤

古籍一般是沒有斷句的，雖然在20世紀一些重要古籍有了標點本，但只占很小的比例，絕大多數古籍仍未標點。要讀懂古文，就得從離章析句開始，這一過程即為句讀。唐代高僧湛然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句讀”的釋義為“古時稱文辭停頓的地方叫句或讀。連稱句讀時，句是語意完整的一小段，讀是句中語意未完，語氣可停的更小的段落”。雖然歷經千年，句讀的釋義并未發生大的變化。在古文的閱讀中句讀非常重要，其正確與否，關系到語意能否被正確理解。

《周錫恩集》的底本，無論是周本還是王本都沒有句讀，標點是后人在整理的過程中加上去的，這就不可避免會產生訛誤。如《議變法》中“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賢定之祖宗參之卿相習之師儒其議之也雜以難其行之也備以久烏可以輕言變也”一句，后人斷為“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賢定之，祖宗參之，卿相習之，師儒其議之也，雜以難其行之也，備以久，烏可以輕言變也”。雖然“之”“也”等放置于句末的虛詞可以幫助斷句，但不能一概而論，應以文句通暢為準。在這個句子中要把握“原之”“定之”“參之”“習之”“議之”“行之”等一系列動詞短語，應斷為“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賢，定之祖宗，參之卿相，習之師儒，其議之也雜以難，其行之也備以久，烏可以輕言變也”。又如《奉徐蔭軒相國師書》后的按語“尤可為今日學一切學者之警枕痛針佛耶均貴信徒奈何儒學信仰今乃破壞至此”一句，后人斷為“尤可為今日學一切學者之警，枕痛針佛耶？均貴信徒奈何？儒學信仰今乃破壞至此”。雖然“耶”“奈何”可放在句末表示疑問語氣，但若這樣斷句，“枕痛針佛耶”尤其令人費解，何況“警枕”有所指，是古代一種用木頭制成的圓枕，容易使熟睡的人在翻身時滑落并警醒，為刻苦學習的士子常用。“耶”在這里不作表疑問語氣的助詞，而是耶穌教的簡稱。該句應斷為“尤可為今日學一切學者之警枕痛針，佛耶均貴信徒，奈何儒學信仰今乃破壞至此”。

二、古籍編校對編輯的要求

古籍的編校與出版，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其目的在于堅定文化自信，展示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從事古籍編校工作的編輯，應保持對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肩負“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慎思明辨，篤行致遠。古籍的編校，相對于其他圖書而言存在特殊性，對編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熟悉版本學相關知識

版本學是研究古代圖書版本的學問，其目的在于揭示一種書不同版本的面目和性質——或真或偽，或原稿或傳抄，或原刻或翻刻，或重刻或增刻，或初印或后印，或修版或補版，等等。作為從事古籍編校的編輯，必須對版本學的知識多少有所涉獵。只有正確識別版本產生的年代及其優劣，正確評價版本的價值，才能選擇真正意義上的“善本”作為古籍編校的底本，走好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一步。鑒定版本，一方面可以從古籍的編撰體例、學術源流、文字表述、篇章布局等內容方面進行判斷，另一方面可以從古籍的版式、用紙、裝幀等形式方面進行判斷。版本的考察實際上是對編輯版本學知識的檢驗，關于古籍的版本學知識越多，進行考察的途徑也就越多。

2.明確字體的使用規范

在古籍中，字音字義相同而字形不同的異體字十分常見，同一個字不同的寫法可能多達十幾種甚至幾十種，有的表現為筆畫差異，有的表現為部首差異。許逸民先生在《古籍字體轉換釋例》中認為，如果是面向廣大讀者的古籍整理本，可以在適當范圍內審慎穩妥地校改某些異體字。為了解決古籍印刷用字混亂的問題，保證古籍閱讀的順利進行和在互聯網上準確傳播，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規范字形表》（GB/Z 40637-2021）已于2022年5月1日正式實施。北京師范大學王寧教授帶領研制組成員對海量古籍數字化資源進行統計和測查，完成了1949年以來對傳世古籍印刷字的第一次整理規范。《古籍印刷通用字規范字形表》給出了14250個古籍印刷通用字的字形、字音及國際編碼，對于推動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具有重要作用。雖然該表僅作為指導性技術文件，非強制性或推薦性國家標準，但對于從事古籍編校的編輯而言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

3.掌握句讀的基本方法

唐人李濟翁在《資暇集》里說“學識如何觀點書”，近代語言文字學家楊樹達在《古書句讀釋例·敘論》中說“句讀之事視之若淺，而實則頗難”。要想正確地標點古書，必須對于古漢語的詞匯、句法與古代文化常識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積累。從事古籍編校的編輯必須掌握句讀的基本方法：其一，熟悉文言文的詞匯與語法知識，如判斷句式、賓語前置句式、反問句式等，對于斷句有事半功倍之效。其二，古人在寫文章時根據句意自然停頓，相應地在句子中會出現很多語氣助詞或結構助詞，這些詞可以作為句讀的標志。如“夫”“唯”“蓋”等發語詞一般出現在句首，“耳”“哉”“矣”等一般放置于句末，表示句子的完結。其三，節奏和韻律已經融入歷代文人的血脈之中，他們會熟練自如地運用對偶、排比、反復、頂真等修辭手法，使文章節奏鮮明，句式整齊。這一特點在賦和駢體文中表現尤為明顯。只要找到了準確的節奏點，句讀疑難之處便迎刃而解。

三、古籍編輯的專業能力提升路徑

古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編校質量是否過關關系到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能否被后人深入挖掘、繼承發揚。為了擔負起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古籍編輯除了具備基本職業素質外，還應積極謀求專業能力的提升，以適應古籍編校工作的需求。提升古籍編輯的專業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踐行工匠精神，提升責任意識

在信息和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浮躁風氣、短視心態日益普遍。只有秉持工匠精神，才能戒驕戒躁，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找到制勝之道。工匠精神是敬業樂業、執著專注、精益求精、勇于創新的精神。古籍編輯首先要做到敬業樂業，具備全身心投入的職業精神狀態，對于古籍編校保持嚴肅恭敬的態度，在查考、辨正、勘誤的過程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快樂；其次要著眼于細節，有耐心，有韌性，心無旁騖，能數年如一日地堅守，在專業領域不斷積累自己的優勢；再次要做到精益求精，強化責任與擔當，對于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不放過，都努力尋求正解；最后通過古籍的編輯與出版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為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2. 勤于修煉內功，增強專業素質

古籍編校的特殊性決定了編輯想要勝任工作，必須老老實實勤練內功，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素質。勤練內功要有目標，否則容易迷失方向。古籍的整理分為影印、點校、注釋、今譯、輯佚、索引、編纂、數字化等幾大類，編輯需要針對自己所編校的古籍整理本的類別去學習相關專業知識，閱讀專業書籍，能與整理者有一定深度的交流。勤練內功要有毅力，否則容易半途而廢。專業知識是枯燥的，有時候甚至是晦澀難懂的，這就需要編輯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只有以學習為樂，才能真正學到本領。勤練內功要善于思考，否則容易脫離實際。“學而不思則罔”，學習貴在獨立思考，要堅持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做到指導編校實踐，推動工作走深走實。

3. 善于借助外力，消除編校障礙

古籍中不可避免涉及古代文化，其內容極為廣泛，包括天文地理、科舉職官、典章制度、習俗禮儀、姓氏輿地、器物用具等等。如果對這些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必然會在編校古書的過程中遇到障礙。僅靠一己之力想要消除障礙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這就需要借助外力。“外力”既指各種工具書、資料庫、數字平臺，又指身邊同事、朋友、師長的相助。在信息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古籍數字化處理方興未艾，國家及各地方圖書館相繼推進的古籍數據庫建設都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讀者進行檢索和查證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此外，各種有關于傳統文化的軟件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問世，如問道國學、古文典籍大全、國學寶典等。這些電子資源編輯在進行古籍編校的過程中都可以充分加以利用，也可以及時請教師長，與同事、朋友進行探討，達到消除編校障礙的目的。

綜上所述，古籍的編校雖然相對于一般圖書而言較為繁難，但事關文脈賡續，編輯必須從弘揚傳統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在具體的編校過程中踐行工匠精神，強化責任意識，通過內外兼修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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